西方经济学论文(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起源和演变)
资产阶级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四个阶段。庸俗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末，当时古典学派仍占主导地位。1830年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古典学派的舞台走上了庸俗的道路。马克思指出:当时，“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从那以后，阶级斗争在实践和理论上采取了越来越引人注目和具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则是否正确，而是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是否违反警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马克思所指的庸俗经济学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退居二线，其主要任务是反对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思考。经济学的庸俗阶段大致结束于19世纪70年代。
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以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为代表的重大变革。当时，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孟了、瑞士的瓦尔拉斯先后建立了英国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这三个派别的理论并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都抛弃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来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到1890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将三派的边际效用理论与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其他理论结合起来，如供求理论、禁欲理论、生产成本理论等。，并形成了一个折中的理论体系。在马歇尔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加上瓦尔拉斯、庇古、克拉克、维克斯·迪特尔等人提出的新论点，形成了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思想。19世纪后期以来，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在西方世界广泛流行。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说法，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假定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是存在的条件，然后从供求的角度分析市场价格，从而解决生产中的资源配置和资源报酬问题。就意识形态而言，他们说的主要是宣扬资本主义的论调。他们建立了一个理想化的资本主义模型，并根据这个模型得出结论:价格体系既能使每一个生产要素得到应有的报酬，又能使每一个消费者得到更大的满足，它能在宏观经济运行中起到自我调节的作用，从而消除或熨平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这一理论试图将资本主义描述为理想社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承认，马歇尔“为私有制企业制度提供了一个令人欣慰的形象”(注:罗宾逊:前言，杰克·拉杰格尔著:《政治经济学的重建》，第2版，9页，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78年)。(该书脚注中的英文版很多书都被翻译成了中文。英文版请参考本书附录一中的“引用文献汉英对照表”。))。在这种崇尚资本主义的理论下，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必然被解读为上策，因为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理想社会”，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只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这种观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减弱，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有很大影响。
20世纪30年代，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传统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三次大的修正和补充。
之一次修改和补充涉及垄断。尽管列宁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垄断阶段，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仍然把垄断视为一种“例外现象”。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背离，严重损害了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宣传作用。(注:见斯拉法:竞争条件下的收益法则，英国经济学杂志，1926(1)。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西方经济学家张伯伦和罗宾逊在1933年夸大了一些经济现象的作用，试图填补传统垄断例外论的漏洞。(注:见张伯伦《垄断竞争论》，第1版，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33年。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之一版，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3年。虽然张伯伦和罗宾逊的理论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引起了轰动，但是，他们对传统西方经济学的修补范围和程度远不如凯恩斯对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次修正和补充。
第二次修订和补充出现在1936年。当时由于1929年后西方世界的大萧条，资本主义社会有被摧毁的危险。因此，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标干预经济生活，以走出萧条，确保政治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并不能完全满足西方社会的需求。虽然西方社会仍然欢迎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的观念，但如果把经济生活中的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政策解释为上策，那么西方国家以解决失业为目标干预经济生活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为了提供这一理论基础，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6年。在这本书里，凯恩斯宣称资本主义的自发功能不能保证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以解决失业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问题。他的意思是:只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仍将是传统经济学所推崇的“理想社会”。这样，凯恩斯不仅维护了传统西方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宣传，也为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希克斯1939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注:希克斯:价值与资本，第1版，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年)。)代表了对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第三次修正和补充。该书涉及两个问题: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
马歇尔的价值理论被称为基数效用理论，基数效用理论有两个假设使西方学者在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即效用的数量是可以计量的，边际效用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减少。很难让前者相信作为主观心理状态的效用是可以衡量的，而按照后者边际效用递减的说法，货币的边际效用也必然递减。根据这种说法，同样的一美元对穷人比对富人更有用，因为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的钱。这样，如果从富人那里拿一块钱给穷人，整个社会的总效用或福利就会增加。这种“转移支付”显然不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必须否定的原因。
在《价值与资本》中，希克斯提出了序数效用理论。序数论可以在形式上避免基数论的两个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假设，同时可以得到马歇尔用基数论得到的需求曲线。序数论显然对资产阶级有利。因此，在《价值与资本》出版后，序数理论逐渐取代基数理论，成为西方正统经济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此外，这本书的出版还促进和普及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使一般均衡构成了今天微观经济学的必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与凯恩斯的第二次修订和补充相比，希克斯的修订和补充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程度上都明显处于远为次要的地位。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使得整个西方经济体系出现了明显的漏洞。一方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是以定量分析为基础的。根据对个体消费者、生产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分析，得出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各种要素能够自我调节社会中的各种矛盾的结论，并据此主张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实行自由放任和不干预的政策。另一方面，凯恩斯专注于总量变量的分析。他根据自己的涉及总量变量的理论，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无法自行协调解决失业问题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这样，干预和反干预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和不和谐就在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内部产生了。
鉴于此，以萨缪尔森为首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逐渐建立了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这个学派把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包括之一次和第三次的修订和补充，作为微观经济学来研究数量问题，把构成第二次修订和补充的凯恩斯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来研究数量问题。它主张前者是以充分就业为分析前提的，而后者则侧重于不同就业水平的情况。因此，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可以纳入同一体系，而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张只是代表了同一理论体系中涉及的两种不同情况。同时，该学派还将现代资本主义描述为“混合经济”，由“私人”和“公共”两部分组成。前者的不足可以由后者来弥补。前者的作用由微观经济学分析，后者的必要性由宏观经济学论证。这样，新古典综合学派既试图弥补西方经济理论体系的漏洞，又试图通过理论体系的一致性来维护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的理念。
新古典综合论的理论体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在西方经济界享有威望。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情况在6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变化。变化在于以下四点:
首先，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的滞胀，即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宏观经济学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根据这个学派的宏观理论，当经济活动处于充分就业时，通货膨胀率应该为零。如果经济活动低于充分就业，那么，不仅不会有通货膨胀，而且价格水平会下降。只有当经济活动大于充分就业时，才会发生通货膨胀。也就是说，这个学派的理论表明，失业(经济活动小于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同时并存的。这个结论显然与西方滞胀的事实相反。
这个学派不仅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也不能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根据其宏观理论，在失业条件下， *** 应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以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增加就业岗位；当通货膨胀发生时， *** 必须减少预算支出，获得预算盈余，从而减少有效需求，消除通货膨胀。当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时，这一政策建议将带来矛盾的后果。如果西方国家采取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有效需求的扩大必将恶化通货膨胀。如果是通过减少预算支出，获得预算盈余来制止通货膨胀，那么有效需求的减少必然会减少消费和投资的支出，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简而言之，治疗一种疾病成为加重另一种疾病的手段。在失业和通胀同时并存的条件下，政策的选择只能是两难。这是西方主要国家近年来面临的困难局面，尤其是在1973-1975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对于这种困境，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早就承认摆脱不了。
理论上的困难和政策上的无能，严重动摇了新古典综合学派宏观理论的正确性。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其他派别纷纷对这一学派进行攻击和指责，试图用自己的理论全部或部分取代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政策建议。(注:在西方经济学中，“学派”一词可以指严格意义上的不同派别，也可以指松散意义上的派别。就后一种含义而言，本书提到的学派，只是指具有一些共同学术思想的人。所以不同学校之间的相似之处可以远远多于它们的不同之处。参与批判和责难的各种派别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剑桥学派、新奥地利学派、新制度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其中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对政策实践影响较大。
其次，关于新古典综合学派所包含的原始微观经济学，一些西方学者对其基本假设提出了质疑，并根据质疑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新观点甚至逐渐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新分支。例如，原始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市场经济的所有参与者都拥有完全的市场信息。对此，新兴的信息经济学分支认为，这个前提对于参与者来说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因此，一些参与者可能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这样，信息多的参与者可能会欺骗信息少的参与者，当欺诈存在时，市场经济就不可能达到“理想状态”。中国有句话叫“去了北京，买的不如卖的”，就是因为卖家往往掌握着更多的信息，却用更少的信息欺骗买家。
第三，一些西方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研究经济现象。这些研究成果包括:人本主义经济学、进化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等。他们依次从人类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角度或领域解释经济现象，从而为原有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增加了新的内容。
最后，西方学者使用了更多的研究 *** 。除了使用比以前更复杂和先进的数学和计量经济学 *** ，他们还试图设计一套目标和操作程序来测试实际的人，以找出他们的经济行为。此外，他们还利用计算机模拟人类在不同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试图探索这种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目前，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融合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的共识，“融合”一词已经失去了意义。大概是这个原因，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已经放弃了“新古典综合”的名称，而自称现代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注: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98年。)以现代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名义，在上面之一点提到的宏观部分，除了维持原有的基本观点外，还试图吸收和容纳其他派别的论点，尤其是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论点。至于上面第二点涉及的微观部分，他们容忍对基本假设的质疑，并采纳其中有用的论点，认为新的论点可以扩大经济学的解释力。尽管质疑基本假设有损于理想社会的理念，但他们深信微观经济政策至少可以使经济和社会接近理想状态。就上述第三和第四点而言，主流经济学是赞赏的，但由于新的研究领域和 *** 尚未取得显著成果，它们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是有限的。
综合来看，以上四点并未产生明显影响。现代经济学在形式和实质上与过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基本相同。特别是在改善市场经济运行方面，现在西方经济学和过去一样，仍然拿不出积极有效的对策。政策选择还是和过去一样，主要看意识形态的考量，利益集团的对比，经验提供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