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楚国人的屈原(平)和吴渊(子胥)，同样是被一个昏君和一个仆从所害，结局如此不同。其中一个在河边唱歌，投河而死；一个助吴败楚，鞭尸报仇；一个是龙舟香掌，被很多人记住；一家香火稀，久而无人问津。
客观地说，屈原(约公元前340年-约公元前278年)并不是一个对文学和赋一无所知的书呆子。史书称他为“入时，与国王商议国事发号施令；遇客要与诸侯打交道”，而且“博学有主见，知治乱，善辞令”，所以要有从政的工具。屈原政治上的失败是由于两个事件，其中一个是被动的。屈原奉命起草宪令，官医晋商嫉妒而进谒见，发呆的楚怀王怒而回避。秦楚结婚，想登顶，是他们主动提出的。屈原提醒楚王，秦国是虎狼之地，不可掉以轻心。殷被项王流放到江南，触怒了。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就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出身名门的屈原，对君主有着难能可贵的忠诚，也有着可疑的爱国主义。在《史记》中，他的事迹非常有限。一个是劝楚王杀了张仪，一个是劝谏楚王不要入秦。除此之外，史书上留下的大多是对他作品的介绍。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屈原的爱国主义确实是有争议的。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家的观念，只有华夏、御景、九州、中土、天下等模糊的称谓。封建制度下，虽然也是民族之林。但“国”的语言接近“地区”，不过是诸侯的封地。所以屈原爱的只有“家国”和“君国”。由于“天下无王之地，地上无王之臣”，这种“君国不分”、“君国合一”的“国家观”，梁启超先生曾道出其实质，“今中国之地为阴，一家之私产亦为国际(即谈判大事)之阴，一家之私事也；如果国家有难，那将是一个家庭的私人灾难。国耻云，私耻也”。(论近代国家竞争的大趋势与中国的未来)。那样的话，爱国就是爱君，爱君就是爱国。屈原痴迷于“保君兴国”，把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系在楚怀王自己的身上。君存则国存，君亡则国亡。对于这样一个忠厚任性，以至于“兵败六郡杀”的人，他充满了无尽的盲从和愚忠。虽然屈原是在国君危亡的秋天被流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采取行动拯救国家。然而，他沉溺于自我欣赏，牢骚满腹，无所事事。楚王被骗入秦，死敌。他心灰意冷，投河自尽。《离骚》这部长篇巨著，充满了无尽琐碎的自恋与抱怨。“全世界都是浑浑噩噩的，只有我一个人，但所有人都喝醉了，只有我一个人。”它只把自己当成“幽兰”、“神交”，却把别人当成“萧艾”、“粪土”。离骚者怨。太史公曰:“屈平之作留骚，自怨其命。”你怪自己哪里？“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岂能毫无怨言？”一旦抱怨到“国家无人不知，何必在乎故都？”(离骚)这种爱国主义是可疑的。太史公并不赞同屈原“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行为。“很奇怪，屈原用他的才能去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他这样做。”
楚怀王
同样是楚国人，春秋时期的伍子胥(？—前484年)，比屈原早200多年，但在政治上，是一个类型。楚平王以奸夫自傲，奸淫 *** ，弃子吞妻，灭官。历代圣贤都告诉人们，这种情况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逃避，“无所不能，由叉浮于海”(《论语·知府》)。“我不想留在这里，但我想留在这里”。去移民局！更何况，一场大灾难？一是摆脱。在圣人的逻辑里，除掉暴君不等于谋反。“你没听说过弑君”(《孟子·梁下·王辉》)。在这一点上，吴渊比屈原聪明。在楚平王的白色恐怖下，投宋、奔郑、为吴做事，帮助吴王阖闾破西强楚，北伐齐晋，南奉越人，终于崛起。有学者说，伍子胥的政治生涯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复仇。这种概括显然不够客观和理性。据史书记载，伍子胥攻破杜莹，“掘楚平王墓，寻其尸，鞭笞三百”。接下来只有“然后已”二字，不像《东周实录》中的渲染。“在杜莹市，几乎有成群的鸟聚集在一起”。为了替我父亲报仇，鞭打300具尸体有点过分。司马迁是这样认为的，“弃小义，得大耻于雪，作悲夫”！
伍子胥的离去，对他的祖国楚国来说，当然不是爱国。在家国只有“君”而君又专制的时候，笼统地提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没有意义的。顾分别论述“亡国”和“亡国天下”，明确指出“护国者，其君臣、肉食者谋之；护天下，为人谦和，有担当。”(《日知录·政事》)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张的《盛世，百姓疾苦；死，民苦”(《山羊潼关怀古》)，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伍子胥没有留下任何诗词赋，军事著作也失传了。但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成就，一直为后人所景仰。伍子胥不同于战国政治家，他们不断地相互讨好。相反，他把所有的爱和智慧都献给了国家。他以居安思危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卓识，深刻洞察了来自越南的潜在危机。惜夫差听信谗言，对外军国，对内灭忠良，为吴国繁荣立下汗马功劳的伍子胥被夫差所杀。他留下遗言，“让我的眼睛挂在东吴的东门之上，让那些越过边界的人摧毁叶舞”，这激怒了吴王，并把他的尸体扔进了河里。不想，没想到，十年后，越军却灭了吴。